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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研究陶淵明，發現魏晉時期的許多名士，幾乎都與大自然離得很近。他們寄情山水，從中尋找心靈的寄托，有的還寫下了大量文字。這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突出現象，是在殘酷社會現實中的一次轉向觀望。 其實不是魏晉文人發現了大自然。先秦文學對于大自然的那種深刻關懷和認識，個人心靈與之共鳴，在《詩經》中就很豐沛；這種元素在中國古代詩歌脈流里從來都不缺少。而從先秦到現在，卻是一個逐步弱化的過程。在網絡數字時代的今天，大自然已經以虛擬化的方式消失了。特別令人稱奇的是，作為生命最大背景的自然界，在許多人眼里是視而不見的；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生活在人造空間里：這是個數字與光纖交纏一體的、沒有重量與質感的迷宮。 魏晉時期不是發現了自然，而是繼承了先秦以來人和大自然強化交流、脈搏共振的傳統。當然魏晉藝術有自己的特質，如東晉有了陶淵明和謝靈運，但他們兩個的自然觀也不盡相同。但有一點是肯定的，他們二人都是陶醉于大自然，享受大自然，都是在此中汲取快樂、力量和希望。 回望《詩經》和先秦諸子，那些關于大自然的篇章是何等動人，這其中甚至包括了諸子的政論；如極其入世的孔子，他從人的角度去揣測大自然，闡發社會哲思：“智者樂水，仁者樂山。智者動，仁者靜。智者樂，仁者壽。”他將人在大自然里得到的啟示、獲得的快樂，表達得十分生動和充分。老子和莊子直接從大自然的角度切入問題并求得答案：效法自然，依存自然，所謂“上善若水”；將自然化的人生視為生活的最高境界、思想的最高境界，也是藝術的最高境界。 魏晉進一步靠近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的自然傳統。這也是魏晉的文人士大夫們在極其恐怖慘烈的社會環境中，不得不更多地依賴佛教和老莊思想的結果。釋道匯流是東晉知識分子主要的價值取向。 陶淵明貌似走了一條簡易的道路，實際上卻是一次艱難的踐行。這不僅要求他在短時間內有一種決絕之力，需要沖破思想牢籠的勇氣，接下來還必須有漫長的堅持。陶淵明從總體上來講，是一個在人生判斷上較為清晰的人——沒有陷入很大的迷途，一旦做出了決定，就再也沒有改變。 陶淵明自己很謙虛，自鑒為“性剛才拙”。“性剛”是他對自己的觀察和鑒定，也是一種自我省察，但是從外部看來，他的性格緩慢松弛，甚至已經過分地超然和達觀了，并沒有什么“剛”和“烈”。因為從世俗意義上看，他并沒有采取莽撞沖撞的行為，也沒有驚人的語言冒犯。他知道自己是什么人、能走多遠、怎樣做才切實可行。 如果把他放到一個與權勢集團正面對決的位置上，不知道他會采取怎樣的方式。一切都不能假設。真那樣的話，我們更多地想象他會是一個明哲保身主義者；因為實際上他在規避危險方面，起碼在已有的記載中是做得恰到好處、適可而止的。許多事情他做不來也不能做；有些是他不屑于做，有些則是他極為藐視的。正如他在所有詩中都小心翼翼地觸及時事，他在描寫時局的時候也不會得罪某一具體的強勢人物或集團，只用“八表同昏”或“鳥盡廢良弓”之類的言辭。這說明他做人是極其小心謹慎的，是一個懂得保護自己的人。 這樣一個人，大自然對他的撫慰之力就至關重要了。 >>>更多美文：心情隨筆